财富的初始分配状态比较均等,人们仅以劳动、智慧和天赋进行的公平竞争,一般不会很快产生贫富严重分化的结果。因此,中国10多年来在社会相当大部分资产仍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贫富就迅速拉开差距,以至于在多半人口还不能算完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少部分先富起来的居民就已经让中国成为全球顶级奢侈品消费大国,这表明一定有广泛而又重大的垄断性因素破坏了竞争和分配的普遍公平性。这显然并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存在部分垄断性行业、垄断性国企就能造成的,因为经济学上的垄断收益从来是属于垄断所有者的。至于在这些行业就业的部分受益职工,绝大部分充其量也只能称为中产阶层而已。当然,为什么恰好是这些干部、职工跻身中产,其公平性自然可以质疑,但任何社会都不会因中产增多而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则是无疑的。

  因此,在澄清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层层迷雾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直击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往往被人们忽略的行政垄断的歧视、权力垄断的自利、资源垄断的暴发和市场垄断的马太效应,是造成财富加速从多数人向少数人手中转移的第一推动力。真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我们既不能像目前流行的那样,离开居民本身的贫富分化而在似是而非的外围问题上兜圈子,也不能企图去拉平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出现的收入和财产差距,而是要正面揭示那些真正不公允地拉大贫富分化的主要垄断因素,通过变革和机制设计,改造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制度安排。

  行政性制度垄断下的财富大转移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是最大的行政垄断权力,这是人类结成和维护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因此,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市场之外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因素。但应当公正地指出,这种影响不仅未必都是负面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是正面的。即便是像许多国家都有的对市场的部分直接干预,如对水、电、油、气及许多公用事业价格的垄断性干预,其目的也往往为了社会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中国资源和公用事业产品的价格目前正在逐步削减政府补贴和作谨慎的微调。但这种缓慢的价格松动一方面受到呼吁加速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经济学家批评,另一方面却又已经引起了普通民众及为其代言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可见,这种行政垄断其实有它的难言之隐。

  所以一般来说,政府的行政性垄断对于收入分配来说,体现了对市场干预的公平精神,而不是相反。只是如成品油或天然气的价格那样,这种干预的实际作用或效果经常会引起争议。但从政策设计的本意来说——就如我们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看到的政府对这类价格的管制或干预,确实是以保护低收入者和稳定社会为目的。可以认为,当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以经济社会的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为出发点时,其实施效果一般会改善或至少不会恶化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状况。

  但是应当指出,中国至少有三项垄断性的制度安排,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标,在全局规模上恶化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第一项是土地的制度垄断。对土地垄断性的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对土地的制度安排则各有不同的特色。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长期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落户转为市民,禁止进城农民工在城市搭建住房,禁止城郊农民自行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而由国家垄断控制农村土地的工业化、城市化使用。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非农使用的目的和制度设计,又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境遇,不是为了已成为工业化主力军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城后的安居乐业。巨量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被密集投入于围绕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财富从农村居民向城市户籍居民以万亿为规模的持续转移。城乡居民从改革开放前收入差距不小(国家统计局数字:1978年为2.57倍)、财产差距不大(城市居民廉价租房蜗居,农村居民拥有简陋住房和宅基地、自留地),到今天收入差距大体依旧(国家统计局数字从2003年以来在3.2~3.33倍间徘徊,比改革开放前稍有扩大,我们的数字是2010年2.4倍,略有缩小),但以房屋为代表的财产差距则从无到有,急剧扩大至5~10倍以上,铸就了全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基本格局。

  可以说,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我们事实上走上了靠利用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为城市化提供积累的道路。这样,我们在建造了大批漂亮的现代化都市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因财富被不断转移而相对贫困、占人口总数2/3的9亿多农村户籍居民。如果我们大谈缩小贫富差距而不去阻断这个每年以万亿规模的财富转移,那么我们的议论就显得并不严肃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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